望乡台是老家江津檬子村的最高处。接近台顶的坡级上，依山势而建的建筑旧时是一座庙宇，不过早就成为刘家的住房，人间烟火在一日三餐之际袅袅升起，仰望它与云霄相接。最顶上，是村里的牛棚。生产队大大小小五条牛，全圈养在草棚。

负责喂牛的，是我叔辈，我也随全村人一样，称他“干人”。他是望乡台刘家唯一的儿子。刘家三代人，刘乾佑是个半天不说两句话的老人，妈让我唤他“大爷”。见了我，不说话，只是笑，笑起来眼睛眯起看不到瞳仁。他家里堂屋有一尊观音石像，石像旁总是坐着那个比观音还老的太婆，虽和颜悦色，我却总怕靠近她。刘大爷唤她“美”，这是我们当地对母亲的称呼。干人是刘大爷唯一的儿子，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却是全生产队中，我最亲近的人。一来我家和他沾点亲，二来他喜欢带我玩，最最重要的是，他掌管着喂养生产队一群牛的“大权”，格外令我神往。

干人，不知他名字由来，确实长得很干，瘦得像根灯杆，高出我一大截。那时，每家有任务，给生产队交喂牛草。母亲把这事交给了我。我每天放学后丢下书包就得背上背篓割牛草去。常至暮色时，才能把青草蓄满背篓，再送到牛棚，排队接受干人的过秤、登记。然后再摸着月色赶回家做作业，往往要熬到深夜。

他比我大几岁，已经是生产队的正式社员了。之前，我和他并没有一起耍，是去交牛草才和干人好上了。我那时“业务”不熟，不论什么草都风卷残云砍伐入篓，却不知野草是有种类之分的。有的草不仅没有营养，甚至还可能有害于牛犊。我把背篓放到他面前，他一边弯腰翻弄我背篓里的青青绿绿，一边说：“割草是不是没得上学安逸呀？”我没接他话，只盼他快点给过秤。他直起腰，手上拎起一大把，用力砸在地上，狠狠说：“你是要害死牛吗？”原来我把有毒的草也割来了。我被他吓着了，怕得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转。见此情形，他像是倒被我吓着了，连忙说：“莫哭莫哭。明天来，我带你去学割牛草。”说着，从一旁的一个大背篓里捧出一堆青悠悠的鲜草放进我的背篓，再过秤、登记，总算交了差，完成了任务。

此后，我放学后就先找干人。他总在望乡台上牛棚里，不是在给牛洗澡，就是在给牛喂草。

然后他带着我，教会了我辨识各种可以喂牛的草，诸如甜象草、狼尾草，菊苣、巨菌草。“最好的是黑麦草，只是我们附近的地里很不容易找到。”我好奇的是，干人没有上过学，竟然有这么多知识，而且他的割草技术也十分厉害。

最关键的是，我能够早早完成牛草任务，早早回家做作业了。那些年里，我没有因为割牛草而误了学业。我也因此考上了城里的中学，考上了师范，再也不用像干人那样，在望乡台里守牛棚，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子了。

自从离开了老家，就没有看到过干人了。父母来城里，偶尔从他们口中听到他的消息。那个比观音还老的太婆活到了近百岁，死后埋在望乡台上。前两年刘大爷也走了，也同样没有走出望乡台。生产队散了后，牛棚也拆了，刘大爷的小坟就在牛棚的位置。干人找了个贵州媳妇，小日子没过几年，媳妇却跟人跑了。干人去找她，也离开了望乡台，一走好多年。回来时，庙宇改成的旧房子也破得不成样子，像他那灯杆似的修长腰身，被扭曲得零零落落。

但他的腰没有折，骨头依然很硬。他不仅重修了旧房，还把两个老人的坟打了墓碑。

去年秋天，我回了趟老家。开车行驶在新修的乡村公路，蜿蜒而登临望乡台，直达牛棚的位置。之前牛棚周边那一片荒地重新绿油油了，成熟的桔子挂满枝头，像是挂在望乡台上的小灯笼。

我从车窗望出去，看到一个老人在采果。他站在梯子上，背着竹筐，右手握着剪子，胡子稀疏，脚上踩着厚厚的布鞋。我认出了他，下了车，他也看见了我：“崇伟好久回来的？”他利索地从梯子上下来，挑了几个大的果子给我。

我们聊了一会儿，又上了车。他站在路边，一边向我挥手，一边嘱咐我路上慢点开。点了油门，车子启动，后视镜里，干人越来越小。当我拐进主公路时，干人，干人的牛棚，望乡台上那整修得气派的老房子，连同房子旁边的两个小土堆，都从后视镜里消失了。

施崇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