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长志

读大学时，舅舅送给我一件军大衣。不同于简单的御寒冬衣，那是我成长路上的精神支柱，是我生活、学习、工作的动力源泉。

舅舅生长在山乡僻壤的农民家庭。1970年12月，18岁的舅舅参军去了西藏的昌都地区。临行前，大队干部、生产队社员、左邻右舍的邻居们挤满了院子。舅舅身着绿军装，胸前戴着大红花，在人群的簇拥中别提有多自豪，外婆和妈妈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。那时候我虽然才几岁，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前来祝贺与欢送的热闹场面让我印象深刻。“一人参军、全家光荣”真是一点不假。

在部队期间，舅舅工作刻苦、勤奋上进，很快成为团里的标兵，1974年荣立团部三等功，1975年再立师部三等功。1981年，因为表现优秀，舅舅从部队转业，被安排到了成都的一家军工国有企业工作，因此成为我父母那一辈人中唯一一个吃“皇粮”（供应粮）的人，也成为家族的骄傲和十里八村家家户户学习的榜样。

两年后，我有幸通过高考，进到成都一所医科大学读书，与舅舅工作所在地在同一座城市。周末一有时间，我都会去舅舅家品尝舅娘的厨艺，那是表面的理由。内心深处，是听不够听不厌舅舅那些在毒辣的太阳下站岗、在啸劲的寒风里放哨、不畏艰苦踏雪戍边的故事。我对舅舅由钦佩到依恋，舅甥的情谊在潜滋暗长。

大学第一个元旦假期的下午，舅舅突然到访我的寝室，检查了我的小书桌以及唯一的破旧的木箱子，并习惯性地翻开我薄薄的被褥后，自言自语到：“男儿吃苦当自强。”站在一旁的舅娘递过来一个包裹：“这是你舅舅特地送给你的军大衣，他平时都不舍得穿。”舅舅打开包裹，取出军大衣，接过话题：“这是我在西藏当兵时部队奖励我的，穿着特暖和，干工作特带劲，什么困难都不怕……”看着舅舅和蔼可亲的面容和认真期待的眼神，我眼含泪花接过了折叠整齐的橄榄绿大衣，也接过了舅舅沉甸甸的期待、嘱托和祝福。自那以后的每一个冬天，白天，我把军大衣穿在身上。学友们总看见我穿着军大衣忙碌奔走在学校阅览室、图书室、自习室的身影。夜晚，我把军大衣当被子盖在床上。每当我躺在盖着军大衣的温暖被窝里，总会想起舅舅穿着军大衣行走在高寒地区的冰天雪地里，为保家卫国，他的身躯坚忍不拔，他的步履勇毅前行，他的神情果敢刚毅。

五年后，我以年年三好学生，多数单科奖学金、中共预备党员的优异成绩分回了家乡江津，成为了一名临床医生。入职前，我专程去成都拜望舅舅。他举起酒杯，以军人的威严叮咛我：“明天你就是医生了。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，将病人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，永远恪守医学道德和职业操守。记住，一个人能为家乡人民作贡献是一种荣耀。”基层医生，没有华丽的平台，没有鲜花的拥戴，没有细分的科室，等待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考验。医院不大，虽有200多人，但人才奇缺，我是分到医院的第一个大学生，在当时，也是医院唯一的一个本科生。这让我充满了骄傲和自豪。医院对我也充满期待，认为我是医院人才引进新的起点和开端，意义重大。考虑到我刚入职，安排我到住院部工作，在住院部工作的第一个星期，我没有收到一个病人，来此住院的病人都是和医生建立了稳定信任关系的“老病号”，在没有建立信任关系之前，病人不会将生命和健康托付于你，这跟你的诊疗技术和服务态度关系不大。没有病人，就什么都证明不了，也什么都干不了，这也是基层年轻医生的现实和无奈，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情绪陷入低谷。刚好，一家在省城的医院向我伸出了橄榄枝：一边是大城市和高收入的诱惑，一边是家乡医院和人民的期待。在艰难的选择中，让我想起了舅舅在雪域高原上的坚守，以及舅舅的祝福。想到这些，我决定留下。是的，舅舅说得对：一个人能为家乡做点事是一种荣耀。同时，唯有坚持生命第一、敬畏健康、病人至上，方得病人信任，从而得到最佳治疗效果。面对各种压力和重重考验，不仅要有过硬的诊疗技术，还要有默默无闻的奉献和强大的心理。

舅舅是我职业人生的领路人。那件军大衣我始终带在身边。它让我坚持认真学习，吃苦耐劳，甘于奉献，在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选择和不眠之夜时，有了积极进取的不竭动力。后来，我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，大量时间下基层，近群众，话家常，调纠纷，张家长李家短的嘘寒问暖，经常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、左右为难的问题。每当那时，想起那件军大衣，总会让我信心倍增，力量无穷。

而今，那件军大衣已经旧了，橄榄绿和金属扣都洗得发白。搬了好几次家，我从来都没有把它忘记。它珍藏在我的衣柜里，也珍藏在我的心间。它不仅仅是一件大衣，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是无助时的依靠，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有军大衣的陪伴，我都会坚定从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