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的围裙

夜已深沉，墙上的挂钟“嘀嗒、嘀嗒”地跳跃着，敲过了两点。病床前的心律仪波形乱了起来，我心头一紧，忙将兄妹三人唤到跟前，俯身轻唤：“妈，您有什么交代？”母亲眼神呆滞地望着我，枯瘦的手在虚空里费力地比画着，示意我替她脱掉那件围裙，围裙是她一生劳动时的所用之物。我忍着泪，轻轻解开系带，将它脱下。握住母亲的手，冰凉、枯槁，像握着一段老树的枝丫。

那时，她银发稀疏，宛若晒干的稻草，失尽了光泽；皮肤松垮单薄，仿佛一层纸裹着嶙峋的骨头。她微微侧身，软软地靠在我的肩头，墙上挂钟指着7点35分，这天是八月二日早上，母亲合上了双眼，再也没能睁开。那一刻，世界静极了。母亲蔡佑书，走完了她九十载的人生旅程。

1937年农历正月初八，重庆江津李市镇沙埂村。战乱与饥荒，是母亲来到这个世界听到的第一声啼哭。家境贫寒，她的一生便从饥饿中起步。因穷，她未曾踏进一天学堂；因苦，她自幼便扎进田间地头。挑水、砍柴、喂猪、做饭，小小的身子扛起了本不该在那个年纪承受的重担。但她从不叫苦，亦无怨言，仿佛苦难就是生活的底色，她只需默默承受，然后咬牙坚持。伴随她最久的，便是那条蓝布围裙。岁月流转，围裙的边角磨出了毛边，布面上浸满了洗不净的汗渍与油烟，那是她生命的年轮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祖父家分到了土地，日子总算有了奔头。1955年腊月，在祖父母操持下，母亲嫁给了父亲余家彬。两个年轻人，在懵懵懂懂中成了家。父亲沉默寡言，是个实在人，跟着祖父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随后，我们四兄妹相继出生——我身为长子，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1959年火红的八月，父亲被征调到夏坝钢铁厂烧炉炼钢两年。自知亏欠家中太多，父亲平日对母亲百般忍让，不争不吵，埋头苦干。而家里家外，全靠母亲那双不停歇的手撑着。那些年，父亲在田里拼死拼活，母亲便围着那条围裙，在灶台前、磨盘边，侍奉老人，看护孩子，硬是将清贫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

那是个凭工分吃饭的年代。为了多挣几个工分，父亲在生产队饲养耕牛，家里还喂了几头猪。于是，割牛草、打猪草的活计也压在了我稚嫩的肩上，而家里的一应琐事，则全落在了母亲一人身上。无论是盛夏烈日，还是寒冬飞雪，她围着围裙的身影，永远是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。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，她瘦弱的背影总是最早出现在田埂上，最晚消失在暮色里。

母亲一生与泥土、庄稼、牲畜打交道。她目不识丁，却深明大义；身材单薄，却有着坚韧不拔的脊梁。她常对我们念叨：“我是不怕苦、不怕累的人，只要你们几个有出息，我就知足了。”这话朴实无华，却是她一生的信仰。

1973年的春天，是我记忆中最寒冷的季节。青黄不接，家里的米缸见了底。母亲带着我们挖野菜、剥树皮，最后实在无计可施，父亲和我只好硬着头皮，到永兴杨岩村一户姓吴的人家借粮。借回来的一百二十斤红苕，装在麻袋里，透着一股泥土气和淡淡的甜味，那是全家人的救命粮。当年八月谷子收成后，我们又挑着大米去偿还。那段日子，压力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
可母亲呢？干着最重的活，却将蒸熟的红苕掰开，露出金黄的瓤，那是那个春天里唯一的暖色。她把最软糯的芯留给我们，自己却啃着难咽的野菜，吞咽时脖颈上的青筋绷得老紧。我们上初中，她让我们带好午饭，哪怕只有红苕拌饭，也不能饿着肚子上课。她坚信，读书，是改变命运唯一的路。

1975年9月，我的人生迎来转机。公社党委研究决定，录用我为公社农科站站长。那天，母亲送我出门，一直走到一公里外的村界。她围着围裙，站在秋风里，反复叮嘱：“好好干，莫偷懒，做人要正直，办事要公道，不贪不占，别给家里丢脸。”这几句话，沉甸甸地烙在我心上。我写此文一刻，想起《一壶老酒》里的唱词：“每一次我离家走，妈妈送儿出家门口，一步三回头。”这歌声情感醇厚，直击人心，恰是我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。

1978年元月八日，我有幸被录用为国家干部，先后担任李市下湾乡副书记、乡镇党委书记。此后无论调往区局机关，还是在区政协任副主席，直至退休，我每次回家探望父母，临别时母亲总要把我送到村口。依旧是那番话，依旧是那双殷切的眼睛。我始终铭记母亲的教诲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只为对得起组织的信任，对得起她老人家的期望。

2000年，父母随我们搬到了几江城区。从内心深处说，母亲是不愿意离开她那：生她养她的故土，那里有她太多的不舍，太多的回忆，太多的儿女情肠。

母亲离开前，我们几兄弟前后做了近一个月的工作，最后，我二兄弟跪在母亲面前，恳求他离开这里，母亲才点头。我们很快将她喂的鸡鸭猪一起牵出去处理了。离别时，母亲摸着土墙灰瓦不舍放手，一把大铁锁“卡嚓”一声，母亲才含泪告别……

母亲很快适应了城里生活，但骨子里的勤劳本色丝毫未改。她含辛茹苦将我们四兄妹拉扯成人，却从未想过索取回报。我们偶尔塞给她些零花钱、买点水果营养品，她总是推辞：“你们负担重，孙辈要上学，开销大，留着给他们用。”即便到了八十高龄，母亲依然闲不住。父亲八十二岁寿终后，母亲独自一人在德感火车站附近捡拾废弃砖块，围出一块菜园，种上青菜萝卜，成熟了便挨个分给儿女。她还坚持捡废纸壳换钱，将攒下的每一分钱都存好，说是应急之用。她这一辈子，心里装的全是儿孙，唯独忘了自己。

她常念叨：“一粒米，一滴汗，不能糟蹋。”晚年的她，心境愈发平和，看淡了世事，只求安稳。

今日，安乐堂内，哀乐低回，唢呐哀鸣。我们肃立在母亲的灵前，望着她安详的面容，追忆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。恍惚间，我总觉得她身后还围着那条蓝布围裙。

母亲走后，我整理她的遗物。那条旧围裙的口袋里，竟还装着几颗她捡来的螺丝钉，想必是想攒着给我们修东西用。我将围裙洗净，挂在厨房的墙角，一如她在世时那样。今晚炒菜，我恍惚觉得身后有人影晃动，蓦然回首，却只有那条洗得发白、边缘磨损的围裙，在晚风中轻轻摆动。

妈，天冷了，围裙挡不住风寒，您在那边，记得找个避风的地方歇着。

一生辛劳不言苦，一世慈心为儿孙。这就是我的母亲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村妇女，一个深明大义的伟大母亲。她的恩情，重于山海；她的德行，永世难忘。

妈妈，您一路走好，愿天堂里没有病痛，只有温暖的阳光和无尽的欢笑。

作者 余泳海